彼得·坎迪尔（F. Peter Cundill，1938—2011）1963年起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写日记，一写就是四十五年。他在麦吉尔大学读完商学学士后成为特许会计师、特许金融分析师，1974年在蒙特利尔创立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Peter Cundill & Associates，次年发行Cundill Value Fund。到1998年基金管理公司被Mackenzie Investments收购时，其资产已从最初的700万美元增长至近200亿美元。作者克里斯托弗·里索-吉尔（Christopher Risso-Gill）是坎迪尔多年的同事与朋友，2011年由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出版此书时，正是凭借坎迪尔留下的这些日记、演讲稿与访谈记录，拼出了一部投资传记。书名"总有事可做"，出自坎迪尔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同代人欧文·卡恩（Irving Kahn）的一句话：当坎迪尔抱怨市场上找不到符合标准的便宜货时，卡恩告诉他，"总有事可做，你只是需要更努力地寻找，更有创造力，也更灵活一些。"（"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do. You just need to look harder, be creative and a little flexible."）
坎迪尔的投资框架建立在格雷厄姆-多德式的资产型价值投资之上，书中列出了他1974年为基金设定的筛选标准：股价低于账面价值，最好低于净营运资本减去长期负债；股价低于历史最高价的一半，接近历史低点；市盈率低于10倍，或低于长期公司债利率的倒数（取两者中较低者）；公司连续五年以上盈利且无亏损年份；持续或增长的股息；负债水平审慎、留有扩张空间。1974年他买入蒂芙尼（Tiffany & Co.）就是典型案例——公司账面上，著名的"蒂芙尼钻石"只记为1美元，第五大道的物业自1940年起就没有重估，商誉记为零，股价却跌到账面价值以下；他以每股8美元买入3%的股份，一年内以19美元卖出，半年后Avon以每股50美元收购了蒂芙尼，坎迪尔后来懊悔地写道，他本该问对方"是不是任何价格都不卖"。类似的还有克利夫兰-克里夫斯公司（Cleveland-Cliffs），坎迪尔在6至15美元区间反复建仓减仓，靠公司账面上被严重低估的密歇根电厂资产，滚动出约30%的复合回报。他最惨的一笔交易发生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因误判Cable & Wireless旗下光纤子公司的价值，在1亿美元投资上亏损了5900万美元——此后他在团队里专门设立了"魔鬼代言人"角色，强制有人唱反调。1987年"黑色星期一"前，因为多头持仓不断触发"翻倍卖出一半"的自动止盈规则，基金账上已积累超过四成的货币市场工具，使得坎迪尔得以在崩盘后从容抄底，当年逆势收涨13%。他反对委员会式决策，认为"优异的业绩记录都是独裁者创造的，希望是仁慈的独裁者，但终究是独裁者"，主张在明确框架内由个人而非集体拍板。
这本书出版时，Fairfax Financial创始人、被称为"加拿大巴菲特"的普雷姆·沃萨（Prem Watsa）撰写了序言。沃萨在1980年代结识坎迪尔时还在Confederation Life任职，两人同为格雷厄姆信徒、巴菲特的崇拜者，也都与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私交甚笃；沃萨在序言中开玩笑说，坎迪尔十五年没买Fairfax的股票，不是不看好，只是嫌它不够便宜，直到股价跌到他认可的"用四毛钱买一块钱"（buying a dollar for 40 cents）的水平才出手。巴菲特本人也曾谈及坎迪尔：在被问及是否会考虑加拿大人接任伯克希尔的投资掌舵人时，他提到"像彼得·坎迪尔这样的人"——这句评价后来被坎迪尔本人视为一生中最看重的公开认可。书中也记录了坎迪尔性格中较少被谈及的一面：1992年前后他经历过一段严重的情绪低潮，促使他重新审视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当年底才逐渐恢复；他同时是一名业余马拉松跑者，38岁跑完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后，一生共完成二十余场，他认为体能上的自律和投资决策所需的清醒判断是相通的。
坎迪尔的做法与常见的美股价值投资叙事不同之处在于其地理跨度：他常年在日本、香港、欧洲各地市场之间寻找错定价的资产，甚至涉足陷入违约的主权债务。书中提到他每年12月都会去当年表现最差的股票市场走一趟，理由很直接——旅行本身能带来一线的市场直觉和被忽视的便宜股票。他将"耐心"列为价值投资者最重要的素质，反复强调"耐心，耐心，还是耐心"，但也提醒读者区分耐心与固执的界限——如果买入后基本面持续恶化，还嘴硬说自己在坚持价值投资，那就是在自欺。对于关心资产定价、逆向投资和长期持有纪律的读者，这本书提供的不是一套可复制的选股公式，而是一份跨越四十五年、逐日记录下来的决策样本——包括那些买早了、卖早了、看错了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