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ros on Soros》由三组访谈组成。摩根士丹利投资策略师拜伦·韦恩（Byron Wien）负责投资生涯和哲学部分，记者克里斯蒂娜·科南（Krisztina Koenen）集中追问慈善与东欧政治，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则以第一人称回答。Wiley于1995年出版英文版，共326页；目录中的“受训中的大师”“量子基金的故事”“投资理论”等章节显示，它兼有口述史和思想自述。副标题“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指向索罗斯试图在趋势形成时识别反馈，而不是宣称能稳定预测市场。海南出版社2011年出版真如翻译的简体中文版《我是索罗斯》，ISBN为978-7-5443-3973-5；它与同名传记或罗伯特·斯莱特所写的《索罗斯传》不是同一本书。
第一组访谈从1930年布达佩斯出生、1944年纳粹占领时期的生存经历写到伦敦经济学院。索罗斯在那里受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影响，后来从伦敦证券公司转到纽约，1969年开始管理后来成为量子基金的投资组合。书中重述了欧洲汇率机制、德国统一后的利率矛盾以及1992年英镑交易，也谈到股票、债券和货币仓位如何共同表达一个宏观判断。通行叙事常说索罗斯“击垮英格兰银行”，本书提供的更有用信息是仓位如何建立：先形成关于政策不可持续的判断，再观察市场价格、政府表态和其他参与者是否强化这一判断，最后随着证据变化扩大或削减风险。交易结果属于量子基金及其投资者，不能简化成一个人凭一句预测从央行手中拿走利润。
索罗斯把这套过程称为“反身性”（reflexivity）。市场参与者一边试图理解现实，一边通过买卖、融资和经营决策改变现实；因此价格有时不只是基本面的被动反映，也会反过来影响信贷、企业行为和政策。繁荣阶段，价格上涨改善抵押品和融资能力，新增资金又支持更高价格；当偏见与现实之间的裂缝扩大，反馈可能反转。书中区分“认知功能”和“参与功能”：前者试图形成关于世界的看法，后者把带有偏差的看法变成行动。两者相互干扰，市场就无法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把观察者完全排除。反身性不是一条直接给出买卖点的公式。索罗斯反复强调自己的判断会错，他采用的是“可错性”立场：先提出一个可能错误的假说，再寻找哪些市场变化正在证实或破坏它。
后两组访谈把同一哲学延伸到开放社会基金会、苏联解体后的东欧、俄罗斯改革和权力责任。索罗斯解释自己为何从资助奖学金、复印机等具体项目，逐步建立跨国基金会网络，也讨论西方对转型国家援助不足的判断。投资决策与慈善项目都由他放进“开放社会”框架，资金规模和政治影响因此成为访谈必须面对的问题，而非个人美德的附录。《柯克斯书评》肯定投资部分的材料，同时批评问答形式带来重复、晦涩和“occasionally forced contrariness”；这项批评比把全书当成交易秘笈更贴近文本。索罗斯是在重大成功之后回顾自己的方法，叙述不可避免地经过筛选，也没有提供可逐笔复算的完整交易日志。读者能从中得到的是他怎样组织假说、反馈和止错，而不是复制英镑空头的仓位。把投资访谈与政治部分合读，还能检验反身性是否真能跨领域解释问题，哪些地方只是作者个人世界观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