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1964年出生，伊顿公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1986年以现代史一等荣誉学位毕业。此后他在《经济学人》伦敦总部工作了十三年，1999年至2007年担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兼编辑委员会成员，两次入围普利策奖。2007年他加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担任保罗·沃尔克国际经济学高级研究员。他此前出版过《世界银行家》（The World's Banker，2004），后来又写了格林斯潘传记《知者》（The Man Who Knew，2016，获英国《金融时报》与麦肯锡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讲风险投资史的《成功公式》（The Power Law），以及关于DeepMind与哈萨比斯的《无限机器》（The Infinity Machine）。《富可敌国》由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于2010年4月出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列版本为456页；不同版次页数有所差异。马拉比称为本书做了约三百小时的对冲基金人物访谈。
全书按人物立章。首章写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这位《财富》杂志前编辑1949年用十万美元起家（其中四万美元是他自己的钱），把做多与做空组合在一起并加上杠杆，同时定下2%管理费加20%业绩提成的收费结构，此后成为行业标准。之后是迈克尔·斯坦哈特靠大宗交易起家的故事，以及索罗斯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执掌的量子基金：1992年9月，他们建立起约一百亿美元规模的英镑空头头寸，在“黑色星期三”当天获利逾十亿美元，直接把英国逼出欧洲汇率机制。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基金1998年管理规模一度达到约220亿美元，但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做空科技股判断过早，叠加投资者大举赎回，2000年3月清盘时规模已缩至约60亿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由所罗门兄弟前债券交易主管约翰·梅里韦瑟1994年创立，董事会里坐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与迈伦·斯科尔斯，1998年不到四个月内亏掉46亿美元，最终由纽约联储出面协调十四家银行注资36亿美元才免于崩盘。全书收尾于约翰·保尔森2007年做空次贷的信用违约互换头寸——那一年他的基金公司获利约150亿美元，保尔森个人进账近40亿美元。
《富可敌国》获得2011年杰拉德·勒布奖（Gerald Loeb Award）年度商业图书奖，并入围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短名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评价它是“一本杰出的书”（"[A] superb book"）；《经济学人》称其为“一部研究扎实的对冲基金英雄史，追溯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讲述了那些特立独行、善于思辨的怪才如何在因循守旧的金融业里创办出成功而灵活的生意”（"A superbly researched history of hedge-fund heroes...a fascinating tale of the contrarian and cerebral misfits"）。中文版《富可敌国：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崛起》由徐煦翻译，湛庐文化出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书前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易方达基金刘震所写的两篇推荐序。
马拉比在书末给出一个具体判断：对冲基金之所以在2007至2008年危机中比银行扛得住，靠的不是监管更严，而是四条结构性差异——高水位线制度让基金经理只有在弥补此前亏损后才能重新提成，激励与业绩直接挂钩；创始人掌舵、决策链条短，能在头寸出问题时果断砍仓，不像委员会治理的银行层层拖延；对冲基金只做一件事，不像银行同时兼营多条业务线，注意力不会被稀释；杠杆和风险由基金自己承担后果，不像银行那样受资本充足率的错觉庇护。这套解释建立在琼斯、索罗斯、罗伯逊、梅里韦瑟、保尔森几代人真实的赚钱与亏钱经历之上，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是一套抽象的风控理论，而是杠杆、集中头寸与机构文化如何在具体年份、具体数字里决定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