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1870年8月19日生于南卡罗来纳州坎登镇，父亲西蒙·巴鲁克（Simon Baruch）是1855年从波兰移民美国的医生。1881年，全家迁往纽约，巴鲁克十一岁。他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1889年6月以全班第十五名的成绩毕业；幼年一次意外使他左耳失聪，原本想报考西点军校的打算因此作罢。1891年，他进入经纪商阿瑟·豪斯曼名下的A. A. 豪斯曼公司做办事员，1895年升为初级合伙人。1897年春夏，他在食糖股票上的判断为他赚得足够资金，当年买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并于10月20日与安妮·格里芬（Annie Griffen）结婚。1903年，他自立门户，不再依附任何经纪行独立操作，因此得名“华尔街孤狼”（The Lone Wolf of Wall Street）。1905年，他买下南卡罗来纳州一片一万七千英亩的种植园霍布考男爵领地（Hobcaw Barony），后来丘吉尔、马歇尔与罗斯福都曾在此做客。
《巴鲁克：我的故事》由亨利·霍尔特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彼时巴鲁克八十七岁，全书337页，是其回忆录第一卷，讲述他从南方童年到华尔街崛起、直至一战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的经历；三年后，续篇《巴鲁克：公共岁月》由霍尔特—莱茵哈特—温斯顿出版社推出，接续讲他离开华尔街进入公职后的故事。书中他写到自己曾在得克萨斯州布拉佐里亚县、墨西哥湾沿岸发现一处含硫盐丘，试图说服J. P. 摩根合伙开发，摩根认为风险太大而拒绝，他便独自出资开采。谈到1929年股灾前夕，他写到一个常年接受他施舍的乞丐在街头向他兜售股票消息，但那时他早已开始收手——1927年佛罗里达地产泡沫破裂让他吃了亏，此后他花了两年时间逐步把仓位换成债券、现金与黄金。全书第十九章，他写下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当我年轻、尚不知名却开始获利时，人们称我为赌徒；随着我的操作规模扩大，人们称我为投机者；随着我活动范围继续拓展，我又被称为银行家——其实我一直做的是同一件事。”书中他也列出多条从个人经验提炼的准则，例如“不要指望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这除了骗子谁也做不到”，以及“学会迅速而干脆地承认损失，不要指望自己永远正确”。1916年，威尔逊总统任命他加入国防委员会下属的工商咨询委员会；1917年8月1日他进入战时工业委员会，1918年3月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全国原材料与军需生产，为此他卖掉了交易所席位并清空持仓以避嫌。1946年6月14日，他代表美国向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巴鲁克计划”，主张由国际机构统一拥有和管制核原料、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违规行为行使否决权；五天后苏联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反对方案，谈判拖延至1947年至1948年间终告失败。
1957年8月，《柯克斯书评》评价此书“a very full reminiscence—recorded at leisure and at the admirable age of 87”（一部从容写就的详尽回忆录，写于八十七岁高龄，殊为难得），同时指出读者原本期待的那种张扬个性在书中“出人意料地淡化，或许是被谦逊所压抑”。巴鲁克晚年常在白宫对面拉斐特广场的一张长椅上等候总统召见——他不愿被专车接送，宁可坐在长椅上，等对面窗口亮起信号灯——因此得到“长椅政治家”（Park Bench Statesman）的绰号；1960年8月16日，他九十岁生日当天，这张长椅被立碑纪念，碑座至今仍在拉斐特广场。他历经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四任总统的咨询邀请，从一战军需协调到二战经济动员，再到战后原子能谈判，始终是华盛顿场边一位没有正式职务、却被反复召唤的顾问。
这本书对今天读投资与商业史的人，价值不在于巴鲁克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在于他把“赌徒”“投机者”“银行家”这几个身份并置在一起，让人看清区分它们的其实只是外界一时的称呼，行为本身从未改变。他关于1929年的记述也值得细读：真正让他警觉的不是某次预兆式的乞丐搭讪，而是1927年一次实实在在的佛罗里达地产亏损，促使他花两年时间把仓位逐步换成债券、现金与黄金——保住本金的决定，往往早在危机公开显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做出。这与他后来在战时工业委员会和巴鲁克计划中扮演的角色遥相呼应：协调全国原材料生产是一套规则设计，拟定核原料的国际管制方案也是一套规则设计，他处理的始终是同一类问题——在信息不全、各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拿出一套多数人愿意遵守的方案。这是一本关于风险处理与制度设计的书，写作者恰好先在华尔街学会这门手艺，才把它搬进了白宫对面的那张长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