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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成功的投资者即将退休。是什么让他成为美国社会的榜样。
作者：塞思·克拉曼（Seth A. Klarman）
长期以来，沃伦·巴菲特因做了一件本质上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平凡的事情而享誉并受人敬仰于世界各地。他不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不是伟大的发明家，更不是屡破纪录的运动员。相反，他的卓越——一种低调、带有中西部气质的卓越——体现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投资艺术之中：买这一只股票，避开那一只。巴菲特本人曾将这项工作形容为“简单，但并不容易”。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买卖各种投资，但从长期、一贯且持续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人能像他那样，把这件事做得如此出色。
巴菲特即将在 95 岁之际退休，这正是回顾他何以成为史上最成功投资者的时刻。正是这些品质——永不止息的好奇心、始终如一的分析方法、专注而集中的投入、谦逊的品格，以及高度的正直、未被财富与成功改变的性格、对美国始终如一的乐观态度——共同塑造了他作为一位美国社会榜样的形象。他同样体现了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尊重：自由市场、民主治理体系、爱国精神，以及朴素而直接的常识。而这些价值在当下的时代，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原有的分量。如今，在一个令人不安地缺乏真正榜样的世界里，巴菲特正逐渐退场。他的声音与示范，都将被深深怀念。
自童年起，沃伦·巴菲特便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投资直觉和商业悟性。少年时代生活在奥马哈的他，很早便对股票市场产生兴趣，并在 1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投资——买入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优先股。他靠在大学橄榄球赛场外卖花生和爆米花、投递《华盛顿邮报》，以及制作赛马投注技巧单来赚钱。17 岁时，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拿去购买弹球机，并将它们安放在理发店里，这项投资为他持续带来了现金流。
20 岁出头时，他得知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一门自己极感兴趣的课程——价值投资，这是一门关于耐心寻找被低估投资机会的学问。课程由一位移民出身的天才型学者与多面手——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授课，他本人同时也管理着一家成功的投资基金。格雷厄姆在 1934 年合著出版了《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我后来曾参与其新版的编辑工作），并于 1949 年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这本书后来被誉为价值投资的“圣经”。巴菲特顺利进入这门课程，并与格雷厄姆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关系。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后来的故事，便已广为人知。
1956 年，25 岁的巴菲特在格雷厄姆思想的启发下，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合伙企业，最初的出资人是朋友和邻里。巴菲特从年轻时起便坚信，价值投资的方法能够在长期内以极其优异的回报率持续复利增长资本；仿佛只要不偏离方向，他便能清晰地看到自己财富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轨迹。他下定决心始终坚守自己的“能力圈”，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那些他确信自己能够理解的企业上。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家合伙企业在近 15 年的运营期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
1962 年，巴菲特的投资合伙企业首次买入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股票。这一持股随后逐渐对他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个人意义。当时的伯克希尔只是一家纺织公司，从表面上看估值十分便宜，其股价相对于账面价值和盈利水平均处在低位。但这却是一门质量不高的生意：在海外竞争对手可以以极低成本生产产品的背景下，它仍背负着成本高昂的本土制造体系。巴菲特的初衷，是说服公司放弃纺织业务，从而让自己得以利用其被低估的市场定价。八年之后，巴菲特出任伯克希尔董事长，并采取必要措施，将这家日渐衰落的制造企业改造为一家以保险和工业为核心的综合控股集团，同时也将其打造为一项终身的投资载体——其名称（他始终未曾更改）最终几乎成为他本人名字的代名词。
在巴菲特看来，拥有一家保险公司的理由极其清晰：保险业务会在企业扩张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并积累一大笔现金。在行业术语中，这被称为“浮存金”（float）——即在未来可能需要用于理赔之前，可以被灵活运用的流动资金。巴菲特深知，只要将这部分浮存金加以投资，便能随着时间推移显著提升伯克希尔的整体回报。
巴菲特将伯克希尔打造成一家拥有“永久资本”的控股公司，不仅投资于普通股，也直接收购并持有整个企业。伯克希尔最终拥有了数百家子公司，包括 BNSF 铁路、盖可保险（Geico）、NetJets，以及多家能源与电力企业；同时还在苹果、美国运通和可口可乐等公司中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股票持仓。这一模式被证明极其成功：伯克希尔成为巴菲特集中投入其绝大部分净资产的平台，也是他能够全身心投入、长期深耕的一家公司。直到近年出于遗产规划与慈善捐赠的需要，巴菲特才开始逐步减持其伯克希尔股份。在已向慈善事业捐赠了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股票之后，他个人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市值仍一度超过 1,250 亿美元。从零开始建立起如此规模的投资财富，前无古人；这仿佛是一种彩票，回报不断放大，但它并非源于运气，而是源于技能与纪律的长期、一致运用。
在很大程度上，巴菲特的成功来自他作为价值投资者的卓越判断力：他始终将股票视为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并计划长期持有。他的投资流程包括：进行极为深入的尽职调查与分析；在心中形成对“好企业”特征的直觉化认知模型；耐心等待“好球来临”（即高质量企业与被市场低估的股价这两者的罕见结合）；然后——也只有在那时——才果断出手、重仓下注。当他看好的股票价格下跌时，他往往会愉快地继续加仓——这与大多数人在股价下跌时的感受，恰恰相反。
请允许我稍稍退一步指出：价值投资者——我本人也算其中一员——是一群颇为“古怪”的人。他们往往在数学方面早慧，并在很小的时候就对集邮或收藏硬币、研究赛马赔率、创业、投资股票市场，以及各种赚钱方式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是天生的“淘便宜货”高手，其性格也使他们自然地站在逆向思考的一边。他们并不会从共识中获得安全感；相反，当自己的观点变成主流时，反而会感到不安。大多数投资者容易被小道消息或炙手可热的新股发行所吸引，而价值投资者则力图保持纪律，专注于企业的内在价值、投入资本回报率、正在产生的盈利与现金流，以及公司的长期前景。
真正令他们兴奋的，并不是一夜暴富的可能性，而是资本在长期中通过复利不断增长的、不可逆转的数学力量。财经评论员有时把复利（或复合回报）的概念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种非凡的结果，来自于做出理性而明智的投资决策，坚持长期持有，并始终站在长远的视角看问题。这个概念几乎就是巴菲特本人的写照：他从未试图快速致富（我几乎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会说那并非他所擅长的事情），因为放慢脚步，反而能带来更确定、最终也更丰厚的回报。只要复利运作得当，巴菲特的净资产便会随着时间可靠地增长；如果在一张“财富—时间”的图表上标注这些点，它们将稳定地向右上方延伸。
在我个人长达 45 年的投资生涯中，几乎我所认识的每一位价值投资者，都对巴菲特心怀敬仰。价值投资群体对他的业绩了然于胸，持续关注他最新的买卖动向，并通过他的股东信洞察其思维方式。虽然有些人选择据此复制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另一些人则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核心持仓，但更多的人关注的并非他具体持有什么，而是他的思考方式与行事风格——耐心、一贯、情绪稳定，并始终以长期为导向。
那么，巴菲特究竟是如何能够如此出色地、长期地取得成功的？在投资中，他主要展现了五项特质：
第一，他拥有一颗警觉、敏捷、准确且果断的大脑，使他能够形成可靠的投资判断。
第二，他的思维极其简洁，在分析每一项投资时，总能直指问题的核心。
第三，他具备区分好投资与坏投资、优秀投资与卓越投资的能力，并拥有足够的洞察力与信念，长期坚守最好的选择。用投资大师彼得·林奇（Peter Lynch）的话来形容，巴菲特从不“剪掉鲜花、浇灌杂草”。
第四，他能够在极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专注，避免分心。
第五，他具备足够的心智灵活性，在发现更优路径时愿意调整策略，例如当他在决策中愈发重视企业质量这一因素时，便果断地作出了转变。
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巴菲特成功穿越了多轮牛市与熊市、金融危机、战争、疫情，以及令人目不暇接的技术革命。这些技术创新一方面催生了无数新企业，另一方面也对大量既有企业造成冲击，甚至将其彻底取代。在这一切变迁之中，巴菲特始终稳步前行，仿佛从未受到干扰。随着投资活动日益制度化，投资行业的竞争显著加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投资职业，金融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地便捷，规模愈发庞大的资本为争夺超额收益而彼此竞争。然而，巴菲特依然不断交出卓越的成绩单。
人们普遍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投资于（正确的）普通股、在过程中再投资分红，并在他人恐慌时坚持持有而逐步积累财富。我们偶尔也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位退休的清洁工、教师或图书管理员，靠着勤俭节约和理性投资，最终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资产。而巴菲特所展示的，却要更加令人震撼——他证明了，一个人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致富，甚至可以跻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列；而这一切，并非依赖某种复杂而怪异、在每一笔交易中榨取几分钱的交易算法，而是依靠一套常识性的投资方案：买入并长期持有优质、上市公司的股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菲特既是一个异类——投资世界中的“独角兽”——又是一个普通人：不过是反复买入股票，通常还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公司而已。（当然，普通人并不会像他那样，把白天和夜晚都花在翻阅成堆的公司年报上，一页又一页地研读脚注，从中寻找关键线索。）
巴菲特通常是其所投资企业的长期持有者。他为自己设定了极高的标准，才会引入一个新的投资标的，并且一再建议投资者应当少而慎地建立新仓位，因为真正值得投资的好想法本就有限。他对大多数投资者热衷追逐最时髦行业或最新技术的倾向几乎免疫，而这一点在长期中对他极为有利。他提出了“投资打孔卡”的概念：假设每一位投资者一生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只有 20 个孔可供使用。事实上，几乎没有人真正遵循这一做法（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如此自律），但它依然是一个极好的心理框架——提醒我们，当真正遇到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时，不应害怕集中投入。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代投资实践中广泛推崇的高度分散化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虽然以降低风险为名，却往往导致投资者把资金从自己最有把握、最优质的投资想法中分散开来。
巴菲特常常提到，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机缘巧合，而从某些方面看，确实如此。用他自己的说法，他中了“卵巢彩票”——出生时身体健康、头脑聪慧，成长于一个双亲健在、家境尚可的家庭。他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这是一个人们以独立思考为荣的地方，勤奋、节俭、言而有信等传统美德从小便被反复强调。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后来还曾担任美国国会议员。内布拉斯加州与华尔街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使得同辈压力在巴菲特的职业发展中几乎不起作用。事实上，巴菲特在去年 11 月曾指出：“美国中部是一个非常适合出生、养家和创业的地方。”巴菲特也经常强调，作为一名美国人，本身就赋予了他优势。这使他主要聚焦于美国企业——在这里，法治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有大量可供分析和选择的可交易证券。而在“美国世纪”的后半段重仓美国股票，事实证明确实是一个极其有利的选择。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很少有哪个主要市场的表现能与美国股市相媲美。
巴菲特不仅是一位投资者，也是一位深度思考投资的人。他始终在努力进步，寻找新的优势来源，并从错误中学习。尽管他终其一生都坚持价值投资，但他后来深受另一位投资大师菲利普·费雪（Philip Fisher）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受到长期好友与合作伙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深刻影响。因此，他逐步修正了自己的方法：不再一味追求那些以“地板价”交易的低质量公司，而是更多地关注企业本身的质量，即便这意味着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因为更高质量的企业更有可能带来持续增长、价值不断提升的投资回报。巴菲特这样概括自己的这一转变：“我试图投资那些好到即使一个傻瓜来经营，也不会出大问题的企业。因为迟早，总会有傻瓜上场。”
随着巴菲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声名鹊起，他一笔一笔地挑选投资标的，依据的是诸如盈利能力和现金流等基本面指标。与此同时，学术界正在开创一种新的理论——“有效市场假说”，其核心观点是：金融市场必然是有效的，因为任何新的信息都会迅速反映到证券价格之中。如果你相信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你也就必然相信，没有人能够持续、可靠地战胜市场。然而，巴菲特本人的存在，正是市场非有效性的生动证明——通过发现并利用市场的低效之处，投资者完全可以取得成功。1984 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本杂志上撰文指出，金融学教授们应当暂时放下理论，转而审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八只投资基金（其中大多由他的朋友管理）的真实业绩。在学术界，巴菲特逐渐被视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样本”，一个 n=1 的例外。但几十年来，金融学界并未系统研究巴菲特及其方法，反而固守既有理论，并不断发明新的解释来“合理化”他的成功。即便在今天，金融专业的学生仍在学习有效市场假说。巴菲特则多次指出：被教导去相信市场完全有效、基本面分析纯属浪费时间的人越多，竞争反而越不激烈，对价值投资者来说也就越有利。
尽管巴菲特在其投资生涯中从零开始，积累起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在我看来，这并非他最非凡的成就。更为罕见的，是他在年轻时便迅速跻身投资成功者之列，并且在其整个成年人生中——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始终保持着顶尖水准。我们当然可以争论，巴菲特是否是某一年里的“年度最佳投资人”；毕竟，任何投资者的短期表现都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更适合在长期尺度上加以评判。但如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2020 年代中期之间的任何一个时点，让一位严肃研究金融市场的人投票选出一支“投资全明星阵容”，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巴菲特会在每一张选票上、每一年都榜上有名。
巴菲特近乎执拗地坚持自己的道路；他很少休假，也从未允许自己偏离既定的纪律化方法，或随意更改优先事项。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工作——基本上只有巴菲特本人，再加上一些会计与行政支持人员。他堪称投资界的卡尔·里普肯（Cal Ripken）：一位“铁人”，每天都稳稳地站在首发阵容之中。与此同时，他几乎是孤身站在巅峰——在那段漫长岁月里，没有其他投资者能像他一样声名显赫，也没有任何人的业绩记录在长度与卓越程度上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就像 1973 年赛马“秘书处”（Secretariat）在贝尔蒙特锦标赛中以整条终点直道的巨大优势夺冠一样，第二名究竟是谁，其实已无关紧要。
巴菲特也是一位天赋异禀、极具感染力的老师，并且常常抽出时间走进课堂，担任客座演讲嘉宾。成群结队的学生社团飞往内布拉斯加，只为亲眼见到这位“奥马哈的先知”，向他提问并合影留念。多年来，巴菲特每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信（甚至包括他早期合伙企业时期的信件），都成了投资从业者的必读之作。不同于华尔街那些晦涩、乏味的市场评论员，巴菲特以能够把复杂问题讲清楚而闻名。他的信件令整个投资界翘首以盼，其中充满了令人难忘的警句——比如关于风险的那句告诫：“只有当潮水退去时，你才会知道是谁在裸泳”；以及那条经久不衰的投资箴言：“在别人贪婪时保持恐惧，在别人恐惧时保持贪婪。”此外，他还常常引用诸如尤吉·贝拉（Yogi Berra）和梅·韦斯特（Mae West）等人的妙语。
巴菲特的年度股东信影响之大，以至于我认为，它们实际上提升了大多数专业投资者与客户沟通的整体水准。许多对冲基金经理以及部分共同基金经理（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两个方面尝试效仿巴菲特：其一，是投入大量精力，使自己的信件内容详实、信息充分且易于阅读；其二，是在写作时假想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并不专业、但却是基金重要出资人的亲属（正如巴菲特所做的那样），让对方能够理解投资决策背后的思考逻辑。巴菲特用自己的实践印证了一句常被归于爱因斯坦的话：“如果你不能把一件事解释给一个六岁的孩子听，那说明你自己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随着巴菲特在商界的投资声望日益提升，他开始利用广为传播的年度股东信，为伯克希尔物色企业收购对象，暗示伯克希尔将会是那些家族企业理想的归宿——尤其是当其股东希望寻找一位可靠、长期支持型的所有者时。将公司出售给伯克希尔的企业主，无需担心企业文化被颠覆或员工大规模流失（这在被典型的私募股权机构收购时并不少见）；巴菲特的做法是，负责统筹资本配置，但在经营层面上基本放手不管。不同于那些被称为“门口的野蛮人”的私募股权买家——他们有时会拆分公司、削减人员以追求短期利润——巴菲特会向被收购企业持续投入资本，以支持其长期稳定发展。他也足够谦逊，深知原有的管理团队通常比他本人更了解具体业务。他不仅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判断一家企业，也能同样敏锐地洞察一个人。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曾告诉我，这或许正是巴菲特最非凡的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巴菲特成为美国最受尊敬、最受敬仰的首席执行官之一，他的名字本身也演化为一个备受推崇的品牌。他将像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上市公司依法必须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打造成了一场盛会，最终演变为一种“朝圣”。有些人——包括不少国际投资者——购买伯克希尔股票，仅仅是为了获得参会资格。大多数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往往冷冷清清，出席人数只有几十人，偶尔才有上百人；而每年前往奥马哈聆听巴菲特讲话的人群，却从最初的数千人，增长到后来成千上万。到了 21 世纪初，这一聚会被冠以“资本主义的伍德斯托克”之名。价值投资的狂热爱好者把整个周末都投入其中，证券分析师协会围绕大会安排活动，家长们则带着有志于金融的青少年，前来一睹这位大师的风采并从中学习。巴菲特与其终身的思想伙伴查理·芒格，会在奥马哈现场连续五个多小时回答提问。财经频道 CNBC 也开始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这是唯一获得全国性媒体关注的股东大会。
巴菲特身上的“表演者”气质，还体现在他对伯克希尔旗下产品的巧妙展示上。大会现场陈列并出售各类伯克希尔公司产品，包括 See’s Candies 的糖果、Borsheims 的珠宝、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沙发和餐桌套装，以及盖可保险的各类产品——既让参会者尽兴，又获得了免费的广告曝光，强化了品牌认知，还能在五月的某个周六为公司多赚一笔收入。巴菲特的“偶像化”程度之高，以至于每逢股东大会期间，来到奥马哈的人都会去他常去的餐馆，点他最爱吃的菜。也许，只要吃得像他一样，就能投得像他一样——至少，这样做肯定无害。虽然我从未参加过伯克希尔的年度股东大会，也从未持有过这只股票，但在 17 年前唯一一次造访奥马哈时，我确实曾与巴菲特在戈拉特餐厅（Gorat’s，一家牛排馆，是他选的）共进午餐。
巴菲特对戏剧化效果的把握，也延伸到了他的招聘实践中。2007 年，他启动了一场高度公开化的投资人才招募。在数年时间里筛选了数百名候选人后，他最终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先后聘请了两位杰出的对冲基金经理——托德·库姆斯（Todd Combs）和特德·韦施勒（Ted Weschler）——加入伯克希尔。库姆斯一直与巴菲特共事到 2025 年底，而韦施勒至今仍在其麾下。这次招聘无疑应被视为史上最不循常规、却又极为成功的高管遴选案例之一。
在许多方面，巴菲特都堪称当代的 J.P. 摩根（J. P. Morgan）：一位商业世界的定海神针，能够在市场动荡之际，通过向陷入风险的机构注入资本来稳定局势。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他向高盛（Goldman Sachs）等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实际上等同于为其偿付能力盖上了自己的“信誉印章”。在市场最为恐慌的时刻，当一些他看好的公司股价大幅下挫时，巴菲特一边果断下达买入指令，一边公开为市场、为国家的财政状况、也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声，从而帮助恢复市场信心。他一直是美国毫不掩饰的“啦啦队长”，并坚信从长期看，一切终将向好——正如历史上一再证明的那样。
在社会保障体系、慈善事业、税率等诸多议题上，巴菲特也成为一位被频繁引用的公共思想者。他曾用极为朴素的常识指出：自己不应该比秘书缴纳更低的税率，而这一观点几乎无人反对。他在商业界和投资界（包括普通个人投资者）所享有的尊重如此广泛，以至于某些观点仅仅因为出自他之口、或得到他的支持，便立刻获得了分量。
巴菲特积累起的巨额财富，并未改变他本人——这一点是大多数超级富豪所无法声称的。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童年时期的本色：聪明、好奇、乐观。这种一以贯之的特质，不仅体现在他几十年如一日的饮食偏好——汉堡和樱桃可乐（Cherry Coke）——也体现在他的商业兴趣上：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投资版图逐渐映射出童年时代对报纸、铁路和冰淇淋店（Dairy Queen）的喜爱。巴菲特一生都住在奥马哈的同一所房子里，数十年来维持着基本不变的朋友圈。他并未像许多超级富豪那样，收藏豪车、游艇、昂贵艺术品或多处度假房产。对他而言，财富的不断增长更像是一种记分方式——好比一堆越摞越高的扑克筹码——而并非通往奢华生活的门票。有一段时间，巴菲特甚至对购买私人飞机感到些许愧疚，并将其戏称为“不可辩护号”（The Indefensible）。巴菲特经久不衰的公众魅力，至少部分源于他的持久谦逊、清醒的尺度感、发自内心的惊叹，以及对自己人生际遇始终如一的感恩。
和许多富有的投资者与企业家一样，多年来巴菲特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的复利增长之中——既包括他个人的财富，也包括伯克希尔其他股东托付给他的资本。事实上，这些股东等于免费雇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资本配置者之一（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薪酬极低）。巴菲特曾表示，他之所以多年未大规模展开个人慈善捐赠，是因为他认为，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未来就能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公益。
巴菲特早就计划最终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但 2004 年第一任妻子苏珊（Susan）的意外去世，打乱了他的原有安排。他原本设想，由她来主导家族的慈善决策。又过了几年，他才逐步推进大规模捐赠计划，并选择与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合作。2006 年，巴菲特向本就资金雄厚的盖茨基金会一次性捐赠了高达 310 亿美元，使其年度资助能力几乎翻倍。（这在当时、乃至至今，仍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慈善捐赠之一，此后巴菲特还陆续向该基金会追加捐赠。）巴菲特加入了盖茨基金会董事会，而比尔·盖茨则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尽管两人后来都已逐步淡出这些职务。
2010 年，巴菲特再次与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携手，共同发起了“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这一组织旨在号召全球亿万富豪投身慈善事业，要求成员承诺在生前或身后捐出至少一半的财富。巴菲特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都会亲自与潜在成员沟通、劝说他们加入——在我和妻子于 2013 年签署誓言之前，他们甚至与我们多次会面。截至最近一次统计，“捐赠誓言”已有 250 多名成员，承诺投入数千亿美元规模的未来慈善资金，而且这一数字仍有望持续增长——这将成为影响深远的长期遗产。此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类似的事业，更遑论取得如此成就。
从青年到暮年，巴菲特始终热衷于研究和理解企业。他成功应对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市场环境，也自如穿行于各类投资领域之中——不仅包括股票，还包括债券、公募与私募机会、国内与全球企业，甚至衍生品和再保险承诺。许多职业投资者往往局限于单一资产类别，而巴菲特却在最宽广的画布上，使用了最丰富的调色板，完成了自己的杰作。他与多位他所尊敬的顶级企业管理者建立了终身友谊（其中最著名的是《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并以大胆授权著称，将大量经营责任交由伯克希尔旗下的管理者承担。即便在伯克希尔股东权益资本膨胀至惊人规模之际（到 2025 年约为 6,500 亿美元），他依然能够持续交出优异表现。投资领域中，规模通常会成为业绩的拖累；但伯克希尔的体量，并未明显削弱巴菲特的成绩。在他的领导下，伯克希尔·哈撒韦从一家濒临衰退的美国纺织行业无名之辈，成长为市值万亿美元的巨头，跻身美国规模最大的公司之列。就像一名全明星中外野手连续完成精彩绝伦的接杀一样，巴菲特常常让一切看起来轻而易举——尽管我们都清楚，这实际上绝非易事。
巴菲特表示，他将在 2025 年底卸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日常管理职责，但仍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长。他也已明确表示将“逐渐归于沉默”，不再撰写股东信，也不再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同时，他加快了遗产规划的进程，将相当一部分个人财富提前分配至其子女所设立的基金会。
没有了沃伦·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投资世界必然会有所不同。尽管我仍希望他能选择继续发声，但对许多人而言——包括我自己——他的退休，意味着一颗“北极星”的逐渐黯淡：那是一种始终冷静、理性的声音，是一种稳定的存在，总能将最新、最意外的市场波动，或经济、地缘政治事件，放回到恰当的长期视角之中。
巴菲特的商业成就为他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我最钦佩他的，并非这些成就本身，而是他度过一生的方式。他领导着世界上最成功、最受敬仰的公司之一，长达半个多世纪，却并非因为渴望被敬仰，而是始终专注于为企业及其股东做正确的事情。而至少在巴菲特身上，做正确的事，反而让他赢得了更多的敬仰。
在一个常常与巨额财富和攀比炫耀联系在一起的领域中，巴菲特始终脚踏实地：经营企业、买卖投资、评论社会价值、倡导慈善事业，并不时享用一份汉堡和一杯樱桃可乐。能在达到他这种高度之后仍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寥寥无几。我们所有人——不仅是同行的投资者和企业高管，也包括更广泛的公众——都很幸运，能够生活在巴菲特的时代，得以浸润他的智慧，并从他的榜样中汲取力量。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时点，许多商业世界中最成功的人似乎只专注于赚钱本身，而很少反思赚钱的方式以及财富最终将被用于何处；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菲特的离去尤显令人惋惜。毕竟，能做，并不意味着就该做。
新的投资世代终将到来，其中既会有昙花一现的流星，也会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恒星。但若以完整的职业生涯、全部成就，以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为尺度来衡量，沃伦·巴菲特确实是、并且将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关于作者
塞思·克拉曼是 Baupost Group 的首席执行官兼投资组合经理。该集团成立于 1982 年，是一家以价值投资为导向的资产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