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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高尔(John Gall)1975 年出版的 Systemantics 一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极具洞察力的观点:一个能够运作的复杂系统,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一个能够运作的简单系统演化而来;相反,从零开始设计出来的复杂系统从来无法真正运作,也无法通过事后修补变得可用。

我发现,这是理解企业以及产生投资想法时,最有价值的心智模型之一。
那些能够长期存续、持续复利、并随着时间变得更强大的企业,往往在解决高度复杂的问题。但关键在于,它们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复杂。它们最初只是解决了一个小而简单的问题,随后在多年的迭代、学习与约束中,逐步演化为高度复杂且难以复制的系统。因此,真正的护城河并不在于“复杂性”本身,而在于通往这种复杂性的演化路径。
亚马逊是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它最初只是一个简单的线上书店,随后一步步演化为全球性的物流网络、数据高度密集的零售控制节点,最终发展出 AWS 这样一个高利润的基础设施业务。这一切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被设计出来。每一层能力的出现,都是因为前一层系统真实运作、产生反馈,并迫使组织不断学习。
从这个视角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一家企业声称自己在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它实际上被构建来应对的是哪一类问题。
总体而言,企业试图解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可解问题(tractable problems) 与 不可解问题(intractable problems)。
可解问题可以在现实约束内被解决,它们可以被拆分、标准化,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本、人才或时间即可处理。例如仓库内的库存管理、员工排班,或部署一套 CRM 系统,都属于这一类。
不可解问题则完全不同。它们高度互联、强路径依赖,无法通过线性方式解决,往往只能通过近似而非最优来应对。全球供应链、规模化的末端配送,或实时协调数以百万计的独立经济主体,都是典型例子。不可解问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法,只能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持续、累积的学习不断推进。
这正是约翰·高尔洞见的力量所在。一个能够运作的复杂系统,本身就是演化成功的证据。 它经历过试错、真实世界的选择压力以及各种约束。即便今天有竞争者带着充足资本入场,也无法简单复制这个系统的最终状态,因为它们缺失了深嵌其中的学习过程。
我在投资机构身上也观察到同样的规律。如果一家机构能够从管理少量资金开始存活下来,它就会形成一套习惯、约束与纪律,这些会在未来成为持久的优势。那些一开始就依赖规模的基金,往往优化的是募资能力而非决策质量。正如企业一样,这种路径是不可逆的。当一家机构的身份、激励机制与成本结构围绕规模构建时,资金缩水并不会自动带来纪律,反而会暴露其脆弱性。
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角色。资本并非中性的,它会塑造行为。 大量早期资本非常适合用于解决赢家通吃市场中的可解问题;但在面对不可解问题时,约束往往是一种优势。被迫在有限资源下生存,会推动纪律、简化与学习,而这些是事后无法用钱买来的。
许多最优秀、也最具韧性的企业,在早期都长期处于资源受限状态。它们学会了高效运作、聚焦关键事项,并在不把复杂性转嫁给客户的前提下消化复杂度。随着时间推移,组织在内部变得高度复杂,但在外部保持极致简单——这正是解决不可解问题企业的又一显著特征。
这种差异往往在财务报表中是不可见的。表面上看,两家企业可能都实现了相近的收入增长,但其中一家只是卖出了更多产品,而另一家则在每一笔交易中强化控制节点、积累数据、简化交互、降低单位成本,并扩展选择空间。前者只是表层增长,后者则是在持续复利其竞争优势。
在亚马逊走向零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某一年 20% 的收入增长本身几乎没有信息含量,并不能说明亚马逊正在变成怎样的系统。真正重要的是:每一笔交易都在不断收紧客户行为、物流、数据与成本结构之间的反馈回路。此外,AWS 并非某次战略会议上的灵光一现,而是几十年规模化解决不可解问题后必然出现的结果。
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投资。只解决可解问题的企业,很容易被竞争对手超越;而那些解决不可解问题、学习能够持续复利、资本本身并不构成优势的企业,则处在更具防御性的地位。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何有些竞争优势能够长期存在,而有些则会在竞争中迅速消散。
因此,在评估一家企业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是否已经存在护城河,而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学习是否在持续复利。 那些解决不可解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在每多卖出一个单位时积累更多知识、简化客户体验、加深控制节点。久而久之,这些学习被嵌入系统本身,使企业越来越难以复制。
当投资者谈论“护城河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强”时,通常指的正是这一点。
2026 年 1 月
来源:Greystone Capital Partners